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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300＋链主企业汇总！

2022年05月28日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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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链主是指在整个产业链中具有优势地位，对整个产业链或者产业链中的大部分企业的资源配置和应用具有较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力。链主企业主要承担相关产业链稳定运行主体责任，引领、带动相关产业链协同企业加快发展，明确产业链发展优势及短板，研究明确产业链堵点和痛点，带头构建产业链全链条服务体系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强链补链。本文汇总了2021年度中国链主企业100强，以及山东、甘肃、广州、重庆等地产业链链主企业名单，共300多家。2021年度中国链主企业T0P100榜单山东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及“链主”企业名单甘肃省产业链链主企业名单（第一批）甘肃省产业链链主企业名单（第二批）广州市重点产业链汇总第一批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链龙头企业名单（2020-2021年）来源：互联网周刊、山东省工信厅网站等审核：杨靖责编：霍悦编辑：左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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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_澎湃号·政务_澎湃新闻-The Paper

局下的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_澎湃号·政务_澎湃新闻-The Paper下载客户端登录无障碍+1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2022-03-22 18:55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字号核心要点全球产业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全球生产循环的最本质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制造畅销全球，成为“世界工厂”。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重塑全球产业链，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力总量和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中国产业链外迁和国际竞争力减弱的现象明显。本文系统梳理总结了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关系，分析了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趋势、中国产业链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产业链升级拥有的市场规模大、产业链完备以及数字经济新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促进中国产业链升级的政策建议。引言形成全球价值链是全球分工的必然趋势，是跨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从发展历程来看，全球供应链早期以欧美为制造中心，二战后逐步发展成为以欧美德日为第一梯队、“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的全球供应链体系。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显著提升，取代日本成为了亚洲贸易中心。美国、中国、德国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三个区域中心。全球价值链在历经近30年的发展后，在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多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更凸显了现代供应链脆弱的一面。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中的某些产业带来了“断链”冲击，动摇了单纯从成本角度考虑构建的集中度较高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各国、各企业从安全、平稳、多元化等多个维度的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当前，全球生产布局重构加速，实现中国产业链升级，既是全球生产布局重构的被动需求，也是保障新发展格局得以高质量实现的主动应对。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科学判断和重要战略选择。在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安全发展是重中之重。鉴于此，本文系统总结梳理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讨如何以价值链优势稳定和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升级。全球价值链与新发展格局（一）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概念产业链的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关分工的论述。早期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业链主要是制造业企业内部的活动，随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1962）（Alfred Marshall）把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了企业间分工的重要作用，这应该是现代产业链理论的真正来源。尽管产业链的思想源于西方古典经济理论，但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并没有将产业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层次来进行系统的研究（张伟和吴文元，2011），而是将研究的中心放在产业链的表现形式上（邵昶和李健，2007；程宏伟等，2008）。总的来看，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定义具有两个本质特点：一是生产分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分工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本质。产业链的思想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关分工的论述，指出分工促进经济增长。Baldwin（2013）认为产品的生产分工经历了两次极为关键的“分拆”（Unbundling），即蒸汽革命带来动力革命的第一次大分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进步带来信息革命的第二次大分工。每一次“分拆”都使产品生产的地理区域进一步扩散。二是生产循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是经济循环在供给侧的具体体现。产业链、价值链或供应链都体现着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等生产过程构成的链条或网状结构，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生产循环，同时也是整体经济循环在供给侧的具体体现。当这种生产循环仅局限于一国（地区）时，就形成国内价值链，构成国内大循环主要部分；当延展到国际分工时，就形成了国际价值链，成为国际大循环的核心部分。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供给侧方面的具体体现就是全球价值链。但是，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等定义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一是物质与价值的区分。供应链所传递的是产品与服务，是对物质供需和流通的考察；供应链管理追求链运作成本低、运行效率高以及有效对接供求；价值链所传递的则是寄托于产品或服务之内的价值，是对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的考察。二是宏观与微观的区分。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原材料、技术、中间产品和服务相互交换的供需关系。供应链的连接是产业链生产的基础，产业链是多种供应链的综合体。供应链更侧重微观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而产业链和价值链相对宏观，政府管理部门更多地从产业链、价值链的视角管理和决策。同时，产业链是价值链的物质基础，是价值实现和增值的载体。价值链是从产业链各环节所实现的价值增值角度进行考察，反映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增值情况。一旦企业供应链在全球布局，就形成了全球供应链，进而就出现了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二）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全球价值链视角近30年来，国际贸易的本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制度和政治发展使得生产过程在全球布局，生产过程日益碎片化和分散化。各国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各自从事生产过程中某一具体环节，通过进口大量零部件等中间品进行全球生产，导致了全球乃至一国之内的大量中间品贸易。据统计，全球贸易中近2/3属于中间品贸易。具体案例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如Xing和Detert（2010）对iPhone价值链的“麻雀式”的解剖分析发现：100美元的iPhone，中国提供中间环节的组装和加工而获取的增加值不到3.60美元（3.60%），其余的增加值基本被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俘获。从高技术产品的波音飞机、汽车、iPod（Linden et al.，2009）到日常用品和玩具芭比娃娃（Tempest，1996）、新兴的平衡跑鞋等产品，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现象。随之，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方法日益完善，全球价值链理论和方法在贸易领域的推广，现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最新前沿和热点，国际贸易将近1/3的最新论文都是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甚至有学者称全球价值链贸易理论为“新新新贸易理论”(Inomata，2017)。甚至有专家认为，即使全球价值链不是国际贸易的同名词，那也是国际贸易的典型代表（Park et al.，2013）。全球生产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和方法（全球价值链核算）的产生，同时也要求新的发展战略布局与之相适应。首先，全球产业链是双循环在供给侧的集中体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主要体现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安全的循环和运转。全球价值链是由在全球范围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市场营销等生产过程构成的链条或网状结构，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生产循环，包含国际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协调高效的运转和循环。其次，全球价值链管理理念是双循环新发展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和提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做到对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一体把握、协同推进。而全球价值链管理是一种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全球价值链管理战略的核心理念是整合、合作、协调、共享。整个供应链管理系统包括制造商、供应商、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一起进行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加工、运输、分销以及销售的管理过程，整个管理过程中环环相扣，中间缺少了任何一个步骤都会造成整个供应链的停滞状态，因此全球价值链管理需要整合、合作和协调，最终实现利益共享，这些理念正是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最后，促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摆脱低端锁定和增强产业竞争力，必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形式参与到国际大循环中，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已经成长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包含联合国所有工业门类；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尽管有大幅度的升级，但在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处于低附加值环节，产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正因为中国产业链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所以更易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产业链安全问题严重。中兴事件、华为被制裁等都充分说明了关键“卡脖子”环节一味依赖国外是不可行的。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需求拉动的自主创新，从而攻克关键技术，实现中国产业向价值高端环节攀升。全球产业链重构方向和发展趋势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一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且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仍然存在，疫情冲击不会改变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调整的大趋势。国际秩序转变的政治因素，市场、技术变革带来的经济因素，以及产业链的安全顾虑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一）以获取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为基础并未动摇生产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是生产跨境分工是否能持续和深化的决定因素。无论是国际秩序转变，还是数字经济，亦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在世界各国发展阶段不一的情景下，跨境生产仍会使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发挥作用。国际秩序的转变无法动摇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其影响的是产品内分工的体系。产品内分工的基础来自技术进步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即技术进步是否能够支撑其生产在地理上的分离，从而获得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好处。自全球化的第二次“分拆”以来，生产的跨境碎片化从不因国际秩序的转变而发生逆转。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以美国主导，加拿大和墨西哥深度参与的北美区域生产格局就已出现。随着ICT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冷战结束后由美国霸权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东亚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而这只是产品内分工的区域扩散。因此，国际秩序的转变，所改变的仅仅是产品内分工的体系，而不是产品内跨境分工的事实。产品内分工的体系是指分工的参与者是谁、参与者承担的环节，以及地理区位等问题。分工体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技术革命会进一步深化产品内分工，降低生产环节的生产成本和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以数字经济为例分析技术革命对产品内生产跨境分工的影响，数字经济进一步降低生产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数字经济可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前者是新供给创造出来的新需求，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后者则侧重于改变生产组织的形式，可能影响生产全球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就生产组织而言，数字化平台因提供了充分的需求和供给信息，将传统以企业为中心的生产模式转变为以产品为中心（江小涓，2020）。数字化生产之于全球生产而言，其可能使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突破企业的边界，使产品内分工更为细化，但是其本质是进一步降低生产的交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与稍早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对全球化的影响相似，仅是程度问题。第四次工业革命并不影响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在产品生产中发挥作用，而这两个因素是产品内分工跨境的动力。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分子工程、石墨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革命，其实质和特征是提高资源生产率、减少污染排放、改变生活方式、灵活易变。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是第四次革命要实现的，但其作用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对产品内生产分工跨境的影响相类似。韩国、新加坡、德国、日本、丹麦是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生产效率提高导致人力成本很低，但是其仍然充分参与到全球产业链之中。（二）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和本土化方向发展在理解产品内分工跨境的现象不会改变之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所涉及的问题就变成生产环节的跨境布局问题或者区位选择问题。生产环节的区位选择受外生因素的影响，国际秩序、市场是传统的影响因素，而疫情带来的产业链安全问题是新的影响因素。国际秩序的转变塑造全球产业链的区域格局。中美大国竞争格局对全球产业链的直接影响是美国寻求与中国在产业链上的“脱钩”，抑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2018年3月23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301调查”的结果为依据对中国的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械等行业的进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全球投资，精准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此外，美国还悍然发动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链的打击。中兴事件让人印象深刻，2016年3月和2018年4月，美国两次发布禁令，禁止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向中兴供应元器件、软件、设备等技术产品，打击的不仅是中兴通讯，而是整个中国通信产业链。在此之后，美国也对华为进行打击，禁止使用美国技术的全球供应商的向华为供货，这使麒麟5纳米芯片生产完全停止。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游说各国不使用华为通信产品，许多国家遵从美国而禁用华为，这是明显的站队行为。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链的打击，在迫使中国自主创新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链上寻求替代供应商。安全考量将使产业链周边化和多元化。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生产秩序和阻碍了进口，这是产业链中断的客观背景。一些国家为了使产业链能够完整运转，其产品不再完全依赖跨境生产。如日本在疫情期间汽车产业受到较大影响，基于安全考虑，日本政府计划将企业回迁日本，欲形成“自主可控”的价值链。另外，当疫情在全球暴发之时，中国的卫生医疗产品供给全球，美国认为卫生医疗产业链受制于人危害国家安全，决心在未来将医疗产业链搬回美国，维护产业链安全，以期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但是从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链迁回本国而获得自主可控的道路似乎不太可行。福岛核事故引发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供应链危机后，供应链安全顾虑并未导致欧美高科技企业大面积将供应链多元化，日本仍旧是全球高技术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基地，在对效率与安全的权衡中，效率占据上风。周边化和多元化是兼顾效率与安全的折中办法。将产业链完全迁回本国几乎不可行，对于大国来说，其工业体系比较完备，如中国、美国，有形成“自主可控”产业链所需的工业门类基础，但是这将违背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产品内分工之所以能在全球铺开，其依靠的正是不同国家在生产环节上的比较优势。对于小国来说，一方面，因其工业体系不健全，少有国家具有形成完备产业链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是凭借出口导向发展策略，发挥要素成本优势才得以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获得经济发展。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对“成本强加”与产业链自主的权衡。并且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所需成本更加高昂，牺牲经济发展为全力应对罕见的供应链危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大国在关键行业寻求区域化、多元化，小国继续参与大国主导的产业链体系。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工业门类齐全的新比较优势使东亚产业链更为紧密，疫情使全球产业链加速向东亚转移。市场是产业链聚集的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心，一方面，东亚各国的市场在中国。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实力增强，需求增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需求停滞，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需求进一步下降，供应链向新兴市场聚集。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2019年东亚主要国家对中日韩出口均高于对美国的出口，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对中日韩的出口占本国出口的比重分别为0.308、0.305、0.242和0.239，而对美国出口占本国出口的比重分别为0.232、0.106、0.097和0.127；主要国家对中国和美国的出口中，日本和泰国对中美的出口基本相当，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国出口要明显高于对美国的出口，越南对中国的出口明显低于对美国的出口。由此可见东亚国家的外部市场在东亚，并且主要在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在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已经由过去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因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全产业门类的工业体系配套完整的新比较优势。东亚在疫情期间，疫情控制良好，在世界三大生产网络中率先复苏，结合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制造能力，东亚区域价值链的联系将会进一步加强。东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良好运转也将吸引区域外的投资流入，从而壮大东亚区域价值链，使产业链向区域外延伸，东亚制造供应全球的局面有可能出现，全球产业链加快向东亚转移。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周边化和多元化是国际秩序、市场规模、安全与效率等多方面权衡的结果。在产业链的区位转移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东亚区域加速转移是可预见的。表1 2019年东亚主要国家对中国、美国和中日韩的出口占本国出口的比重（三）数字经济塑造全球经济的新格局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在加快迈向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将使制造业发生深刻变革。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和产业博弈中掌握主动权。数字化和信息化是制造业及其产业链条智能化发展的重中之重。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的数据，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生产总值达到32.6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43.70%，其中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24.40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5.40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美之间的数字经济规模差距从2018年的7.61万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的8.20万亿。尽管差距扩大，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新动能。数字化平台可以将全球各地的参与者聚集起来，提高跨境搜寻和协调的效率，并能让小企业参与进来，电子商务市场通过汇集大量的选择，使得定价和比较更加透明，实现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全球业务的成本和风险都在转移，知识和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加大了培养数字能力和劳动力技能的风险，生产自动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套利的价值，并使基于靠近客户的地理位置决策成为可能。企业可以从生产和物流方面的新技术中获得显著的效率，但他们需要跨境供应商网络进行端到端集成，以实现全部潜力。因此，数字经济正在全方位影响着全球分工格局。根据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18）的《2018年世界贸易报告》，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中超过一半的比例、跨境货物贸易中有12%以上的比例都已实现数字化；该组织同时预测，在数字技术的带动下，2016~2030年全球贸易每年将额外增加2个百分点（杨耀武等，2020）。中国产业链的发展现状与问题（一）中国产业链布局演变历程中国的产业链布局大致经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胡安俊，2020）：1、1949~1964年：156项项目阶段。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展了“156项项目”，优先发展重工业，保障国家国防安全。从区域布局来看，“156项项目”分布于17个省，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比重分别为2.73%、24.84%、28.10%和44.33%，投资重点在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2、1965~1978年：三线建设阶段。为了国防战备，中国在内地的十几个省份开展了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三线地区新增固定资产1145亿元，占到全国的33.58%，西部地区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区域，占三线建设总投资的80.56%。3、1978~1998年：东部率先改革开放。在此阶段东部GDP占全国的份额从43.56%提高到52.67%，产业向东部集聚。4、1999~2008年：区域协调发展。为了缩小区域间差距，中国政府自20世纪末开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先后推行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5、2008年以后：产业向海外转移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产能过剩、企业运营成本快速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意愿不断提高。“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均推动中国产业的向外转移。（二）中国产业链的发展现状1、中国产业链的外循环地位下降在整体层面，贸易依存度可用于评价中国产业链对外部需求和供给的依赖，从而大致表明外循环在中国产业链中的地位现状。此处的贸易依存度用贸易总额与GDP的比重来定义，可以进一步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总体上，2000~2019年，中国产业链的外循环地位大致经历了先迅速上升，随后波动下降的趋势。具体地，2001~2006年，中国加入WTO后贸易依存度迅速上升，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64.48%）；2007~2009年，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下降速度较快；2010~2019年，随着全球经济的恢复，贸易依存度有短暂的上升，之后稳步下降，2019年依存度为35.68%，并且2019年外循环地位已经不及2000年。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也表现出与贸易依存度相类似的变化趋势，这意味着中国产业链已经转变为由内循环主导（见图1）。图1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2、中国产业链的区域结构及其变化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过去20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图2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省份第二产业占比均出现明显的下降，随着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各省都将上升，各省普遍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2020年在同一区域内各省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较高。从图3可以看到，华北地区中，除北京外，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第二产业占比较为接近；华东地区中，除上海外，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的第二产业比重接近；中部地区中，河南、湖北、湖南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相当。图2 1998~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第二产业占比的变动图3 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第二产业占比中国第二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东部各省的占比在增加，产业有向中部和西南转移的微弱趋势。从图4可以看到，江苏和广东的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的比重最大，分别达到了11.54%、11.34%，东部的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以及西南的四川占比也相对较高。从1998~2020年各省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来看（见图5），华北的北京、河北、天津、山西，以及东北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东部的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西北的陕西上升趋势较为明显。图4 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图5 1998~2020全国31个省份第二产业占全国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三）中国产业链存在的问题1、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呈现过早去“工业化”制造业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约有80%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应用都在制造业，制造业是劳动生产率进步表现最充分的领域，具有显著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是最能体现产业链分工的行业。以制造业来分析中国产业链发展现状更具代表性。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制造业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从图6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从2010年稳步提升，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为13.00万亿元，到2019年增加至的28.10亿万元，实现绝对数量上的翻一番；但是在GDP占比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峰值31.90%降至2019年28.4%，基本维持在28.00%以上。图6 2010~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及占GDP比重另外从制造业增加值总量来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遥遥领先。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00%，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为17.00%。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比如，中国在钢铁、铜、水泥、化纤、造船、汽车等领域有数百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这些产业技术密集度不高，属于中低度技术密集型，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数控机床等领域自给率严重不足。再从制造业就业比重来看，2013年起我国制造业城镇就业增长率开始下降，2014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就开始缩减，近年来缩减情况更加明显。到2019年，制造业单位城镇就业人口将近3832万人，较2018年制造业人数下降了8.92%，制造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达5908万人，较201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仅增长2.28%。制造业比重下降有一定客观性。伴随产业深度分工与演化，服务型制造业不断壮大，因此，传统意义统计口径下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会出现结构性下降，但在我国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背景下需要高度警惕过早“去工业化”陷阱。2、中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低端，整体附加值低虽然我国产业不断向中高端升级，但是总体上我国产业附加值还有待提高，与制造强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初期中国制造业以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为主，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同时往往会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生产环节。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4.56%，而美、日、德、英等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均在45%以上。在制造业内部，以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纺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大类产业为例，它们的附加值率远远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2017年中国纺织业的附加值率为22.41%，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多在30.00%以上，甚至超过40.00%；中国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附加值率仅为19.36%，略大于墨西哥（17.18%），而美国的附加值率高达49.56%。由于产品附加价值相对低，中国并没有充分分享到全球化利益。以麦肯锡对iPad和iPhone的价值构成分析为例，其中原材料成本占比为31%，分销和零售成本占比为15.00%。其中，对于一台iPad，苹果公司获取的利润占比为30.00%，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却只占2.00%；而对于一台iPhone，苹果公司的利润占比为 58.5%，而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占比仅为1.8%。3、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巨大的市场规模、后发模仿技术、低成本要素供给等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后发赶超的“快车道”式发展，但是也带来产业基础能力积累不够的弊端。这造成高端产业发展不足，易处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的水平低，关键“卡脖子”技术问题严重，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工业基础能力薄弱一直是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大短板，包括计量、标准、认证、信息服务等的基础服务体系不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的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算法等产业的核心基础主要依赖国外。2018年，《科技日报》在“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的系列报道中，列举了35项“卡脖子”技术，以及中国的差距。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掌握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手中。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等的自给率仅为三分之一。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高端传感器等，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中国制造”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依然存在亟须攻破的技术难关。工业信息化部对中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结果表明，32.00%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00%的关键材料依赖进口，大部分计算机和服务器的95.00%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部分存储芯片依赖从外国进口。由于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当前中国许多产业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的问题。中国产业链升级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在许多方面调整政策以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并不断加大开放力度、缩减“负面清单”，提供优化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秀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工厂以及研发部，使中国制造畅销全球，成为“世界工厂”。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2010年又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到2019年末，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高达39019.60亿美元，约占中国GDP总额的27.20%。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方，也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一）产业体量大、产业链完备在嵌入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也形成了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产业链。我国经过多年的自主发展，形成了最长、最大、相对最完整的产业链。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制造业门类的国家，22个制造业大类行业的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种，目前有约23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确保了我国经济体系的巨大韧性，甚至在外界不可控因素冲击下仍能够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二）新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近年来，虽然我国传统的资源禀赋优势逐步丧失，如低劳动力成本、人口红利等，但新的超越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从生产投入要素看，基于初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廉价劳动力要素形成的成本优势，逐步向以数字等高级生产要素组成的技术优势转变。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国制造业劳均年工资由2009年的4915美元升至2018年的9061美元，其7.00%的年均增速不仅比全球增速高出近6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等。目前，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庞大，位列世界第二。通过数据生产要素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信息化支撑与改造，打造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无疑会成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力量。从技术创新看，正由基于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转移的外源式创新，向基于大国经济的内源式创新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引进、引进吸收、集成创新、跟随战略等外源式创新，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创新体系。但跨国公司往往会将关键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向东道国转移的技术往往是较为成熟的技术，从而东道国的技术开发基本上是出于满足东道国本国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改进。当前，这种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基本上已经被收割完毕。与此同时，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有市场空间大、层次多、需求多元化等特征，能够给予企业生存发展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创新方式将逐步转变为自主创新、协同创新、融合创新为代表的内源式创新。从国内市场环境来看，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良好的消费环境、巨大的消费潜力、超强的品牌意识等新的良好的发展机遇正在催生采购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的领导者和主力军。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比较优势，是保持经济稳中向好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支撑，是我国经济社会应对风险挑战的基础，也是中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保障。基于明显改善的产业服务和配套环境，不管是消费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多的现代服务业以服务型制造的方式促进了制造业的高端化与柔性化发展。如远程医疗服务需要有低时延的5G网络设备和AR设备与之配套；文化娱乐服务业的数字化生产和消费，同样也需要许多新型制造业产品与之配套。政策建议全球供应链的运转受阻，这是疫情带来的明显短期冲击。中国需要做的是稳定全球产业链，确保产业链的安全与畅通。中美竞争态势因疫情冲击而显化，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发展是未来长期的态势，需早做谋划。（一）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从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是构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深度调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国已经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导的基础条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当前我国消费市场的供给侧水平与国际消费市场相比较低，国内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仍然滞后于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需要从供给侧角度来推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增加国内中高端和新兴消费市场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大力引进国外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倪红福和冀承，2020）。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拥有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具备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基础。在新发展格局下，“要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在强化国内循环的同时，注重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的依赖。这就更加要求提高我国制造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黄群慧，2020）”。（二）抢抓疫情防控窗口期，加快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防止产业链外迁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加速催化全球价值链重构。我国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取得较好成就，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赢得主动权提供了机会窗口期。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地区迁移的进程。近年来，受我国要素成本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国外制造业回流战略的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外迁趋势。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使得发达国家认识到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各国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将防疫物资、医药产品、关键原材料等重要和战略产业回流，推动关键产品的生产本土化。但是，由于中国疫情控制较好而国外疫情肆虐，使得发达国家产业链回迁的障碍增多，一定程度上延迟了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进程。为稳定和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提供了难得窗口期。我们应该抓住我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实现经济恢复的机遇，发挥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举国体制优势，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防止制造业外迁。抓住疫情导致发展国家“供给真空”窗口期，巩固传统产品出口优势，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承接国外订单转移。疫情期间强大稳定的供应能力和韧性成为保障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的重要力量和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的重要原因。顺应这一趋势，加大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工业集聚区，把中西部原材料、土地、能源等要素和东部资本、技术等优势有机结合，在国内形成梯队合理、联系紧密、协同高效的分工协作体系。在稳固国内产业链的同时，促进产业回流国内。优化产业布局，建设高质量的现代产业集群。坚持稳住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防止制造业外迁，尤其要牢牢抓住嵌入全球供应链中龙头企业和关键核心环节。一是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建立产业核心区，吸引市场头部企业向产业核心区聚集，建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总部基地。二是通过补链、固链和强链，围绕龙头企业供应链商招引资，以商招商，共同打造产业生态圈，培育一批在细分产品市场位居全球或全国前列的“隐形冠军”“单打冠军”。三是围绕现代产业集群，通过并购重组以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方式降低集群内企业之间分工协作的交易成本，提升产业集群内部联盟企业与集群外部上下游企业的谈判议价能力。（三）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内产业链和区域价值链，构筑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世界产品的价值链主要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为核心，边缘国家主动嵌入核心价值链，并逐渐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区域价值链。疫情可能会加速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我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将降低。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内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疫情后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快，我国要把握经济率先恢复的窗口期，积极推动与全球产业链更加紧密的合作，加快提升我国在未来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网络体系中的协调、控制和主导能力。一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等周边区域和重要国家的产业链合作。增强与欧盟、日本、韩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依托“一带一路”构建“中国+X”产业链，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推动供应链国产化和多元化。实施国家供应链战略及供应链国产化替代行动计划，协同国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关键领域和环节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链体系。对于进口依赖程度高的高附加值商品，要加紧技术、产品升级步伐，促进替代过程的实现。对于不可替代的高依赖度产品，积极在国际市场寻求新的供应渠道，实施供应链多元化，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争取更多时间。强化东亚区域价值链，建设“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一方面，在东亚建设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东亚国家凭借出口导向型政策，在全球化迅速扩张的时代，建立起较为成熟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国市场规模优势明显，未来中国可以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便利化规则，主动扩大在东亚的投资，加强中国与东亚经济的依存关系，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产业链网络。另一方面，积极建设“一带一路”，从而建立与欧洲国家的产业联系，尽可能降低美国与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脱钩的负面效应。（四）构建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推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出现问题的症结，有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性方向、结构性症结，这是不能改变的；有的是需要国家和地方自身来克服的，如长期存在产业配套问题、营商环境的改善问题、人才等创新要素不足等；有的是由体制机制性症结和国际环境所致，国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一是为中西部地区政策打造新势能。实行土地“占补平衡”新机制，允许土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进行跨省占补平衡和省内城市间的占补平衡。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环保要求等产业转移的信贷投放力度，在准备金政策、再贷款政策等方面向主要的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省份倾斜；地方税率设定上对中西部地区给予优惠；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出口创汇型项目在税收上给予减免等优惠政策。二是在中西部地区加快建立若干新型经济特区。改变过去一省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区的平衡做法，选择在中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较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一批新型经济特区。在特区实施综合性改革和政策措施，比照东南亚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做法，允许特区有更大的“试错空间”，在政策激励、税收优惠、海关等方面比其他地方更加优惠，鼓励特区加快人口、科技等集聚，提高产业承载能力。三是建立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成立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导小组，负责承接产业转移的机制、政策、重大产业布局、发展评估督导等重大事项工作。制定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规划，明确各区域产业转移承接重点，避免各省间的无序竞争和产生新的重复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布局一批能带动全局、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重大产业项目，带动中西部产业集群发展。成立产业转移专项基金，资助地方政府或者企业进行产业搬迁，激励产业搬迁。建立中西部省份与东部地区对接机制，加强东部一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接，建立东部沿海“万亿俱乐部”城市和中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产业结对，鼓励“强帮弱，大帮小”。在基础设施上实现无缝对接，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化建设。建立产业转移督导评估机制，及时调整不恰当的政策措施。智库研究目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已经呈现连续性、梯度性的特点，中小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经营战略、营销模式、还是产品研发、后期服务，都有各自独到的宝贵经验。中制智库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体与凤凰网财经共同打造“隐形冠军示范工程”项目，以《隐形冠军》节目配套”隐形冠军闪耀100”年度评选，旨在发现、展示、表彰制造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并与德国隐形冠军协会、浙江大学隐形冠军国际研究中心联合推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隐形冠军的评价体系，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打造核心竞争力。✎THE END编辑：雨辰声明：文章来源于战略前沿技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推荐阅读】隐形冠军示范工程寻迹“隐形冠军”密码，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隐形冠军闪耀100：搭建隐形冠军企业的“时代舞台”新望博士万字长文详解“专精特新”关于共同富裕，流行的解读可能都是错的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辅助【购买链接】刘元春 | 郑新立 | 李罗力 | 黄汉伟 | 张明 | 刘世锦 | 顾强 | 刘志彪 | 苏晨汀 | 华杉 | 管清友 | 黄益平 | 杨志明丨刘利华丨刘世锦丨贾康丨吴甘沙丨吴晓波丨王宏广丨周长益丨陈志武丨秦朔丨张维迎丨夏斌丨余永定丨姚洋丨施展丨马光远丨单忠德丨赵晓丨曹仰锋丨刘九如丨屈贤明丨迟景朝丨吕廷杰丨梁宁丨童有好丨蒋锡培丨新望原标题：《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重构》阅读原文特别声明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1收藏我要举报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开始答题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Android版iPhone版iPad版关于澎湃加入澎湃联系我们广告合作法律声明隐私政策澎湃矩阵澎湃新闻微博澎湃新闻公众号澎湃新闻抖音号IP SHANGHAISIXTH TONE新闻报料报料热线: 021-962866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沪ICP备14003370号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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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育本土“链主”企业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霍春辉

2023年08月29日08:44 |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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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加快培育本土“链主”企业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产业链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支撑。党中央高度重视产业链现代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企业是构建产业链的主体力量，“链主”企业更是产业链的“牛鼻子”，承担产业链组织者和价值分配者角色。在全球产业链呈现区域化和内链化重构趋势背景下，以培育“链主”企业为核心，构建价值链治理结构，是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重要保证。

　　1.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需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强调坚持企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提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链主”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强大号召力，可以引领产业链发展方向，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成长，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加快培育本土“链主”企业，成为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抓手。

　　 “链主”企业在促进新动能快速成长、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发挥着引领支撑作用。第一，本土“链主”企业是引领产业链实现自主可控的“领头羊”，通过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展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助于补齐我国产业链“卡脖子”短板，增强产业链韧性，摆脱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和重要元器件对外依赖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西方国家的困境。第二，本土“链主”企业是引领产业链实现安全稳定的“压舱石”，通过引领、整合本土企业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体系，掌握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权，避免出现产业链外迁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风险。第三，本土“链主”企业是引领我国产业链实现循环畅通的“架构者”，可以依托敏锐的市场嗅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以及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深化产业链分工合作，促进产业链协同有序发展。第四，本土“链主”企业是引领产业链实现持续攀升的“助推器”，通过不断扩大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增强制定产业技术标准的话语权，提升产业链国际影响力，带动产业链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2.我国在培育“链主”企业、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当前，尽管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产业链，能够为我国产业链安全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培育本土“链主”企业、推动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中仍然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我国产业链大而不强、宽而不深，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出口型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尚有不足。特别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依然偏低，部分领域核心材料与设备仍过度依赖进口，例如2022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不足30%。我国大部分制造企业仍处于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缺乏具有主导行业生态和资源整合的本土“链主”企业。增强“链主”企业的垂直整合能力，提高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是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对产业链安全与韧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外部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技术封锁和科技脱钩导致我国关键领域出现“卡脖子”问题，致使我国企业处于西方大型跨国公司布设的“规锁”陷阱之中。从内部看，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产业链自主可控，加强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急迫性更加凸显。因此，整合力量、集中优势培育本土“链主”企业成为突破瓶颈、寻求发展的关键之举。

　　三是我国产业链内外脱节、地区间循环不畅导致缺少具备强竞争力的“链主”企业。一方面，长期以来“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使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嵌入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导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产业关联、产业转移受阻，阻碍了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我国各地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地方保护、区域壁垒等长期形成的积弊，导致资源、资产和市场无法向产业内高效率的企业集中，难以形成真正的“链主”企业。更急迫的是，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不够充分，产业链协调机制尚不够完善，供需对接平台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着“链主”企业的发展壮大和积极作为。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应根植于我国强劲的内生发展动能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链治理实践，充分发挥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积极探索本土“链主”企业引领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3.培育本土“链主”企业、引领现代化产业链发展

　　加大央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力度，掌握产业链布局主动权。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向，是建设现代化产业链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在日益激烈的国际产业链竞争局势中，要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前瞻性布局，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抢占前沿科技制高点的主战场。央企要担负起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聚焦于国家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强化大局观和使命感，勇当现代产业链的“链长”。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和国家重大战略排头兵的作用，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技术、新能源、工业母机等新兴产业以及民生改善等重大战略行业，加大产业布局力度，积极抢占未来产业领域中的新赛道。扎实推进“科改行动”和“双百行动”两大国企改革专项工程，从专业化整合、融资上市、激励机制等方面对央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高度支持。央企要坚持聚焦主业，围绕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开展市场化并购重组，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针对产业链关键环节，央企应以控股为主进行战略重组；针对非关键环节，则应通过参股或联盟方式来扩大影响。央企要主动承担“链长”责任，统筹内外部资源，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和具备发展潜力的新兴领域，通过精准引导、靶向扶持，培育一批具有固链、补链、延链、强链能力的“链主”企业。

　　夯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保证产业链自主可控。科技自立自强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根基，也是夺取产业链控制权的关键。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善用“揭榜挂帅”机制，以加强自主创新、促进协同创新、注重开放创新为导向，强化“链主”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加大全链条融合创新力度，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体系效能提升等方面不断实现新突破。鼓励、支持“链主”企业牵头或参与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和联合创新主体，强化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责任担当，将“卡脖子”产业目录作为引领科研攻关的方向。“链主”企业要塑造强大的产业链集成设计能力，建立产业链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组织新模式，协调各类创新主体展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关键材料、技术和装备的自主供给，摆脱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和重要元器件的对外依赖，补齐产业链“卡脖子”短板及薄弱环节。“链主”企业还应灵活应用“长臂创新”，通过横向带动更多环节参与创新活动，将用户体验与研发设计相对接，推进高质量的联合创新，加快形成以“链主”企业自主创新带动全产业链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与开放创新全面提升的发展路径。

　　强化“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打造绿色、智能产业链集群。产业链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是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应牢牢把握能源革命与数字经济发展窗口期，充分发挥集群龙头企业的系统集成与带动作用，提高企业数字化动态能力，推动产业链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聚焦可持续发展，围绕“双碳”目标，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引导“链主”企业率先脱碳、减排，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全过程，通过绿色生产、绿色伙伴式供应商管理、“数字赋绿”等方式，促进上下游企业共同节能降碳。鼓励“链主”企业建立碳足迹追踪分析系统，主动开展产品碳足迹盘查和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提供碳足迹清单数据库，推动全生命周期绿色化产业链建设。以“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赋能产业链整体数字化水平的重要抓手，以建设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数字化转型示范工程为依托，引导“链主”企业率先应用数字技术对生产经营环节进行改造，以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打造智能制造新模式为主攻方向，加快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建设，打造一批“链主”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大力发展各级各类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服务“资源池”，助推企业“上云上平台”。鼓励“链主”企业通过搭建面向行业的数据平台，推进数据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链实现协同数字化升级。

　　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鼓励民营企业对标“链主”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量的90%以上，大型民营企业更是我国直接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力军。因此，要切实发挥大型民营企业在国内外产业链核心环节的支撑作用，鼓励和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政府应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好统筹协调功能，围绕民营企业的实际需求，在要素保障、市场需求、政策帮扶等领域精准发力，完善民营企业权益维护机制。深化“放管服”改革，纠正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的激励机制扭曲，加强对技术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保护，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厚植发展土壤。推动民营企业向“链主”型企业发展，重点扶持具有一定发展规模的民营企业成为产业链“链主”。健全“链主”企业的识别、选拔、培育、认定、评估机制，不仅要从规模实力、创新能力、辐射带动力、发展潜力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应针对不同细分行业分类制定“链主”企业遴选标准。政府还应进一步强化供需对接、落实惠企政策、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加快形成骨干民营企业培育库，建立全方位、立体化服务机制，加大对“链主”企业的扶持力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准“链主”型民营企业的精准挖掘和有序储备。

　　引导“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隐形冠军”企业卡位入链，增强产业链韧性与活力。加快提高产业链韧性与产业链治理能力是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保持更加灵活的联结关系，实现各种要素的有序衔接，推动形成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与恢复能力。政府应通过结合地标产业链与特色优势产业链，绘制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图谱”进行定向招引配套企业，推动“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隐形冠军”企业卡位入链，形成密切协作、一体联动的产业链生态系统。支持“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隐形冠军”企业的成长发展，引导其在单一细分领域进行深耕，不断积累技术资源与市场资源，为链上企业提供优质精良的产品与服务。鼓励“链主”企业通过定向采购、服务外包、提供应用场景和提供实验场所等方式，支持产业链上的“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隐形冠军”企业发展，增强“链主”企业与“链员”企业之间的互补性、依赖性，建立以“链主”企业为核心，“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隐形冠军”企业共同参与的产业链治理模式。政府还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角色，在重大领域积极引导“链主”企业与优质的“专精特新”“单项冠军”和“隐形冠军”企业之间开展合作，优化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同发展机制，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韧性。

　　增强核心枢纽与节点企业良好互动，促进产业链内外循环。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跨区域合作层次和水平，鼓励境内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协作，增强产业链内外循环的关键节点与重要枢纽企业之间的良好互动。依托我国超大规模有效内需市场，把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契机，将产业链优势和大市场优势相结合，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布局，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形成强竞争力的“链主”企业。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发挥中国自贸试验区（港）的窗口和示范作用，积极推动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工作，培育衔接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企业，推动跨境产业链建设。引导国内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局势变化的有利机遇，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RCEP”框架区域内的法律法规和市场环境，利用有利的贸易环境和更低的贸易成本，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与盈利能力，带动国内产业价值链条攀升。推动国内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研发设计、行业标准、品牌建设、价值链枢纽管控等方面取得突破，助推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RCEP”框架区域内的国家输出其品牌与标准，促进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鼓励本土龙头企业通过加强对外投资和海外并购重组，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影响力。

　　（作者：霍春辉，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编：杨曦、陈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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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要勇挑现代产业链链长重担

景玉琴

2021年04月15日13:07 |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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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国有企业要坚决当好现代产业链的链长，充分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这是对“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放到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谋划和推动”的具体落实――国有企业不仅要大力发展现代产业链，还要勇挑重担，引领现代产业链。

那么，何为现代产业链？现代产业链是指立足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能够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型产业生态体系。既包括各种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也包括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形成的各种现代业态。现代产业链的“链接”方式更为灵活，更容易根据任务需要实现新组合。以服装制造业为例，我国有很多国际品牌服装代工厂，其设计制造水准较高，在遇到突发情况出口受阻时，可以借助于国内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优势，实现C2M（Customer to Manufacturer ，用户直连工厂）生产模式转型，在国际国内两个循环之间进行切换，不至于因为国际市场风险导致“断链”。C2M能够做到个性化设计、生产和服务，实现了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有效赋能，把传统产业融入现代产业链。

现代产业链链长这副担子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来挑？因为这是一个更需要奉献精神的角色。链长就好比是一个连队的连长，要冲锋在前，要吃苦在前，更要担当在前。去年这时候，我们正处于艰难之中，国际物流不畅，贸易壁垒增多，复工复产难度增加。中央企业发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和全球网络优势，多措并举，推进稳链、补链、强链，为提升我国“两链”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作出积极贡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国资国企闻令而动，主动服务国家防疫大局，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驰援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央企施工人员挑灯夜战，24小时不间断作业，为解决新冠肺炎感染病人收治难题做出巨大贡献。

国有经济支撑作用的重大使命，决定了国有企业要勇挑链长重担。无论是战略安全、产业引领，还是国计民生、公共服务，都需要企业心里装着人民，把天下兴亡视为肩上之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根”和“魂”。中国的国有企业，自成立以来，就把民族工业的自强自立作为奋斗的目标使命。改革开放至今我们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离不开之前国有企业披荆斩棘的不懈开拓。正是因为无数国企职工的大我无我、在各自岗位上螺丝钉般的默默奉献，中国才能在经济上站起来，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制造业门类，这个基础是建国后由国有企业打下的。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任务更艰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国有企业已经成长为中国工业的顶梁柱。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核工业，曾开创了“两弹一艇”惊世伟业，为我国提供了“核盾牌”。如今，中核集团自主研制的“华龙一号”成为世界三代核电技术的国际品牌。中航集团凭着对核心科技自主可控的持续追求，努力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化，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上，自主研制的34型168架先进战机和地面3型4架高端无人机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检阅。国家电网连续五年上榜世界品牌实验室“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第一名，在特高压输电和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领域世界领先。拼搏、奉献和担当精神代代传承，已经融入国企人的血脉之中，成为当代国企的文化底蕴，成为国企逆风前行攻坚克难的动力之源。

产业链延链、补链和固链强链，需要久久为功，这将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同的浴火重生。国有企业在技术积累、人才储备、资金实力和内控管理诸多方面都具有一般民营企业不具备的优势，国有企业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努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同时，带动民营企业共同攻关，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优势，把关键核心技术抓在手上，将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协调运转，有效对冲化解各种外部风险。

曙光在前，重任在肩。中国的国有企业，必将引领中国现代产业链迎来新辉煌！（作者为吉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教授）

(责编：崔元苑、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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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国有企业成为现代产业链“链长”－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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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国有企业成为现代产业链“链长”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发布时间：2021-04-12

随着数字技术重塑产业生态和产业链格局，现代产业链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

何为现代产业链

与传统产业链以工序为分工基础、以产品的投入产出相连接不同，现代产业链的分工基础不是固定的，连接方式也是灵活的，链上企业不是处于单一节点，而是有可转换的生态位，形成共生的“链”结构。

建立现代产业链，既包括面向未来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链布局，例如打造“以传感器为底层数据基础、以工业互联网为数据交互媒介、以智慧应用为数据处理场景”的工业互联网产业链；也包括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的产业升维和核心价值再造，例如破除传统制造业的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推动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数据实时流动与共享，在制造业企业整个业务流程中实现跨部门的系统互通、数据互联，促进基于数据的跨区域、分布式生产、运营，提升全产业链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现代产业链的这两个发展方向是相辅相成的，随着我国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会对产业基础再造形成倒逼压力，随之会对传统产业提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调整要求。只有重构资源配置方向，对传统产业链进行重组和再造，提高产业链效率，才能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使整个产业体系形成螺旋上升的发展模式，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和协同竞争力。

与传统产业链相比，现代产业链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链很容易实现多元化联通和多方式联结。链上节点企业之间不是单向度的提供原材料的投入产出关系，研发团队也不是专为“链主”企业服务，产业链节点之间是灵活组合的关系，类似魔方，可以根据任务导向快速重新组合。多元化联通和多方式联结从整体上降低了交易成本，全面提升了产业链效率，提升了价值链。

其次，现代产业链节点企业之间是全方位协同合作共赢的关系。传统产业链，处于核心地位的企业与配套企业大多形成“主从”或者“支配”关系，链上企业之间往往是有壁垒的，企业靠技术壁垒、标准壁垒等维持核心竞争力。现代产业链则是去中心化的，从生产中心、销售中心模式，转变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平台体系；从企业之间互设壁垒转变为全方位协同，通过全方位协同，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推进专业化分工、多元化合作和紧密化结合，形成对原有产业链的重新格式化。

其三，现代产业链创新速度快，迭代快。现代产业链创新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企业层面。产业链是以企业为主体构建的，企业创新不断推动产业链创新。特别是企业数字化创新，打破了创新流程各个环节的界线，促进了时间和空间的重叠，使得企业创新流程能够有效实现快速迭代。随着互联网技术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再到万物互联，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更新换代，通过对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拓宽产业新边界，推动产业链创新。二是产业层面。传统产业链是建立在传统分工基础上的，适应了工业化的需要。随着世界经济加快向数字化转型，必然会推动产业链发生格局性变化，形成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面连接的新型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数字化生产流水线、数字化物流流通系统、数字化产能预测和数字化销售平台，数字化正在为传统产业带来全方位的数字化赋能，并重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做“链长”

强调做“链长”而不是“链主”，是因为在现代产业链的共生群落中，链长相当于“头雁”，是起领飞作用的，对其他企业不是支配控制关系，而是提供联结条件或者技术支撑，组织协同攻关和共性技术研发，是作为“队长”带队一起奋进的。在产业链中，链长更多的是担当奉献而非索取。成为链长的条件：

首先，要在技术、资源和人才等方面拥有硬核实力。在核心技术、关键资源、人才储备等方面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第一，或者自身拥有研发团队，或者能够调动研发力量，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反应，进行技术攻关，确保产业链安全。第二，具有规模优势或者基础网络资源，在核心原材料获取、营销渠道、内控管理、企业文化和发展能力储备方面表现突出，能够带动配套企业形成协同优势，赋能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工艺、流程、流通、服务等部门效率提升。第三，拥有充满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懂得现代企业管理的管理队伍。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人物，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可以成就一个好企业，带活一个产业链，华为的任正非、海尔的张瑞敏都是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超乎常人的捕捉市场机会能力的企业家。而管理团队，则是落实企业决策、实现企业目标的实际执行者。评判企业的发展前景，除了硬资产之外，人力资本软资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要具有奋楫笃行、力挽狂澜的责任担当。链长要为全链谋篇布局，一定要有全局观和使命观，不能仅仅站在一个企业立场看问题，要统大局，看长远，必要时甚至需要牺牲一些企业利益，做铺路石。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最美逆行突击队”，就有很多甘冒危险、甘于奉献，成就别人平安的感人事例，这样的故事在央企比比皆是。中国能够发挥制度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干成大事，靠的正是千千万万共和国建设者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这是民族之魂。“补链”“延链”“强链”是需要真抓实干的，没有奋楫笃行的实干精神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只凭物质激励，很难出大成果。“两弹元勋”的科学家之所以成为民族的脊梁，也正是因为那一份让我们感动到流泪的为民族为国家力挽狂澜的责任担当。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仅仅关注经济绩效，要成为链长，具备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就够了，但是，对于目前中国来讲，构建现代产业链，仅仅关注经济绩效是不够的。构建现代产业链，是要为国内国际双循环顺畅运行夯实基础的，是要为极端情况下经济安全做好储备的。因此，所有制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考量因素。国企，是当之无愧的经济脊梁。

国有企业必须做大做强，在现代产业链中成为握有核心技术的链长。

挖掘资本市场潜力

培育和支持国有企业做链长，需要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多管齐下。以资金投入为例，财政投入的支持非常必要，但同时须防范财政风险，财政投入主要是做引导基金，不能构成主要资金来源。银行低利息贷款当然也需要，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研发成功概率大的改进型技术创新和集成创新，不能把基础研究创新的主要风险转移给银行。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投入巨大，而且不能保证每项技术研发都成功，属于典型的风险投资。解决大规模资金投入问题的可行办法，是大力挖掘国内资本市场的潜力。“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和“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这里面可做的文章很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把小、散资本集聚起来支持创新并分散风险。随着证券业监管技术手段的进步和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证券市场必将转向重点支持发展现代产业链，现代产业链链长和链上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将更加便利。

把“链长制”作为国企转型升级的抓手

央企在人才储备、技术基础和现代化管理等各方面均具有做链长的优势，未来“区域协调发展”将会成为学界、业界重要关注点。“十四五”规划指出，要“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可以考虑采取区域试点方式，把产业链链长制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转型升级的抓手，既实现发展现代产业的目的，又把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做活做强。国有企业问题一直是东北的“老大难”问题，可喜的是，东北近年来在营商环境建设上花了很大气力，吉林省是作为省长工程来抓的，成效也很明显，吉林省营商环境进入全国第一梯队。这将构成布局现代产业链的区域优势。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光电技术产业化应用等，是吉林省的技术优势所在，可以成为做强产业链区域布局的重点；在关涉粮食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也可以谋划一批产业强链项目，由国家部委招标，企业揭榜挂帅，招标部委委托第三方评价。企业提出适合挂帅的企业家人选或者职业经理人市场招聘方案，提出组织产业核心技术攻关研发的人员配备和推进时间表，提出可以协同创新并进行产业配套的企业名单，国企民企协同，自主“组链”；链长与招标方签署合同任务书，明确创新主体责任。通过链长的牵引带动，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体系，不断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能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责任编辑：语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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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七条链”，大中小企业这样融通发展_政策解读_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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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七条链”，大中小企业这样融通发展

2022-05-20 17:10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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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题：畅通“七条链”，大中小企业这样融通发展

新华社记者张辛欣

身处产业链环节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离不开上下游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生态很重要。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2025年）的通知》，明确以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为着力点，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生态。下一步，将如何畅通“七条链”，怎样提升产业链稳定性？

加大资源共享，增产业链韧性

大量中小企业深耕产业链供应链，离不开与大企业打交道。加大资源开放和共享，更有助于小企业干成大事业。

“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品牌、设计研发能力、仪器设备、试验场地等各类创新资源要素”“梳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业链图谱，按产业链组织与大企业对接”……通知明确了一系列举措，推动资源共享协同。

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说，将在引导大型企业开放场景应用、共享生产要素、搭建共性平台的同时，支持更多中小企业进入龙头企业供应链，形成协同发展优势。

持续聚焦电控系统、高效电机等重点领域，通过工业互联网聚合产业链资源……今年以来，海尔加大力度吸引生态链上的中小企业在青岛入驻，周边配套率提升50%以上。海尔模式研究院调研显示，供应链的区域集中将进一步降低风险，提升效率。

“我们要积极发挥‘链主’优势，吸引更多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企业聚集，助力打造具有综合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链和地标性产业集群。”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毓群认为，加大资源共享，将加快创新协同。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将梳理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大企业配套需求，引导中小企业精准补链，同时推动大企业建设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做强供需对接，扩市场空间

越是在发展承压的时候，越要做强供需对接，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经营，更事关产业链的稳定。“开展大企业携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对接活动，推动工业电商共同举办工业品在线交易活动，引导大企业面向中小企业发布采购需求”，工信部明确，以市场为导向，延伸大中小企业供应链。

“我们将进一步鼓励大型企业、平台企业完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利益共享机制、风险共担机制，营造‘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发展局面。”徐晓兰说。

着眼于加强供需对接，各地推出一系列举措：苏州上线“苏链通”平台，帮助企业进行生产资料和物流的供需对接，目前平台已发布供需信息上万条；南京建立“宁对接”平台，已帮助企业解决问题2700多个……

此外，工信部明确，要以平台为支撑，为加强供需对接提供有力服务。下一步，将鼓励各地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平台、基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对接。依托大企业打造中小企业海外服务体系，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出海，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提升要素保障，降低运行成本

围绕打通数据链、优化资金链、提升人才链等多方面，通知进一步明确具体措施，旨在提升要素保障能力，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数字化是大中小企业融通的纽带。工信部明确，鼓励大企业打造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推动开发一批低成本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解决方案和场景，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开展技术改造升级。“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提升网络供给能力，推进工业园区、企业厂区等重点区域5G网络覆盖。”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说。

京东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近180万台工业设备，为1050家大型企业和近120万家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国网嘉兴供电公司联合相关银行推出“信用证交费”，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融资渠道和新的电费交纳渠道……围绕引导大企业加强供应链金融支持、提升数字化等要素保障，一系列举措正在展开。

“我们将推动有关部门和地方配套具体支持措施，打造一批可复制的典型模式，通过‘以大带小、以小托大’，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徐晓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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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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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工作推进会

2022-05-19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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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工作推进会

着力提升固链补链强链塑链能力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更好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5月19日，国资委以视频和现场相结合的形式召开中央企业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特别是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的重要指示，总结链长建设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推动中央企业链长建设提质深化。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牢记“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勇挑重担、敢打头阵，以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中央企业提升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能力，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更好发挥支撑引领作用。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谭作钧主持会议。国资委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开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国资委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与中央企业党委（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联学会深入研讨，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对相关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推动中央企业链长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坚持系统谋划、高位推动，聚焦维护我国产业安全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开门”办链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集聚了上下游联动的工作合力；坚持创新管理，立足中央企业产业基础和优势特色，构建重点突出、协同联动的产业链组织管理模式，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合力攻坚，提升了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坚持试点先行、示范引领，营造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高效运转的产业生态，发挥了产业基础能力提升支撑者、发展方向引领者、协同合作组织者的作用。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站位全局、提高认识，切实把抓紧抓实抓好中央企业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工作，作为当前应对复杂严峻形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举措，为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重要支撑。要着眼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积极整合调动产业链要素资源，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畅通经济循环，积极推动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协调运转，促进大中小各类所有制企业融通创新、协同发展，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重要支撑，以更坚决态度、更有力举措推动链长建设向纵深推进。

会议要求，要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夯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重点任务、实施路径，确保工作按期保质推进、高效有序落地。强化科学谋划，结合企业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把准方向重点，梳理产业链关键环节、产品、技术清单，聚焦重点发力、务求实效。强化锻长补短，重塑产业优势，不断增强关键产品和基础原材料保障能力。强化链式思维，优化产业生态，积极搭建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推动研发人才和资源集聚，组织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深度交流、优势互补，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强化统筹联动，将链长建设工作与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等结合起来，同深入实施企业“十四五”规划、梳理优化主责主业等工作贯通起来，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国资委将进一步研究政策清单，完善分类监管和差异化支持措施，推进链长建设与考核激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人才保障等现行政策制度有机衔接，进一步支持行业协会、研究机构、产业专家等发挥积极作用，营造深入推进链长建设的良好氛围。

会上，国资委为第二批链长企业授牌。4家中央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为两批链长企业代表作了交流发言，有关中央企业进行了书面交流。

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首批链长企业·现代产业链建设阶段成果展，详细了解国资央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性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国资委有关厅局，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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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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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启动_部门动态_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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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启动

2023-09-14 20:08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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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王希）由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央企业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14日正式启动，旨在探索建立以中央企业为牵引，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中小企业为支撑的大中小企业有序竞合、融通发展的新格局。这是记者在14日举行的中央企业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启动会上了解到的信息。共链行动将聚焦中央企业的产业链间协作、中央企业与优质中小企业之间的融通发展两大重点，建立常态化工作协同机制，搭建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交流平台，在采购订单、协作配套、创新合作、资源共享、产融合作、产业赋能等方面形成一批具有引领性的示范合作项目，挖掘一批大中小企业“链式”合作的典型做法，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来自启动会的信息显示，共链行动将每年选择一批重点产业链组织开展专题对接活动。今年内，行动将依托中央企业开展10场左右重点产业链融通发展专题活动，产业链方向涉及移动信息、高端装备、先进化工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全面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企业是构建产业链的主体力量。近年来，中央企业扎实推进基础固链、技术补链、融合强链、优化塑链，带动各类经营主体参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取得积极成效。

【我要纠错】责任编辑：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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